----如果非要斷章取義此文之精髓,實屬牽強!此文之精髓在骨而不在文,一個農(nóng)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,全在下面的文章了
文人的骨氣
陳啟文
本文的邏輯起點:文人是一種荒謬的存在。
一
文人的骨氣,是靈魂的骨頭。一個人必先有靈魂,然后才可能有骨氣。
中國第一個有骨氣的文人,無疑是莊周。他的出現(xiàn)讓中國人開始走向內(nèi)心深處。時空中從此有了另一類人的靈魂出沒,讓我們有可能在心靈的高度發(fā)現(xiàn)人和世界的另一種存在方式。
這個人其實也曾混跡于荒蕪塵世,最典型的是干過漆園吏,很小的一個官,甚至說不上個官。但這對于一個人的一生卻很重要。一個能看到內(nèi)心深處的人、能走進內(nèi)心深處的人,一定對塵世有著獨特與切身的感受,有著很真實的痛感。這個人并非沒有當大官的機會,當初,楚威王欲拜他為相,派使者帶著厚禮去拜訪他,——這可不是一般的彈丸小國,也不是一般的官位,楚國那當時是雄峙天下的春秋五霸之一,牛氣沖天的楚威王還曾野心勃勃地問周天子鼎之大小輕重,這已經(jīng)是向最高的權(quán)力和至尊的地位挑戰(zhàn)了,可見其時楚國的綜合國力是何等強盛。能夠到這樣一個大國去當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的宰相,是多少人連做夢也不敢想的。聽聽,莊子怎么說,——你帶來千金,夠多啦,讓我去宰相,這官也夠大了,夠尊貴啦!……可是,一條在祭禮上用來作祭品的牛,就算披著錦繡進入大廟,最后還是把它給宰了,哪怕它想要像一只骯臟而快樂的小豬那樣活著,你能辦到嗎?你說這是莊子的愚蠢呢還莊子的清醒呢?反正,結(jié)果早已注定,他把楚威王派來的使者送走了,他說他寧愿自由自在地在臭水溝里嬉戲,也不愿受那些國君的羈絆。
這就是莊子,他想要做的不是天下的主宰,而是要做自身的主宰。這也就是一個人靈魂的骨頭,超然于體制之外,以不合作的態(tài)度保持了自己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,——他可能是中國最早的自由知識分子。他決定在自己的夢里駐守一生。他的文字也踔然倔立于塵世之外,但他借助靈魂的力量,讓世界的部分真相暴露了出來。一個人在自己的內(nèi)心里,竟然有著對塵世一切完全看透了也徹底洞察了的豁達與瀟灑,這讓一個民族驚奇了幾千年,還是充滿了驚奇。
然而,這個人無疑又是一個失敗者,他的選擇說到底是一種被逼的無奈的選擇。在你作出這樣的選擇的同時,也意味著你選擇了一生將在寂寞與孤獨、窮困與潦倒、譏讒與誹謗中終結(jié)?!@也是命中注定了的。
世人皆謂莊子以超塵出世的方式抽空了自己的血肉,我卻感到他內(nèi)心的豐富。他不但是中國最早的自由知識分子,也是中國最早的生命與靈魂的敘事者。他只為自己的內(nèi)心寫作。他離生活很遠,但離靈魂很近。他的出現(xiàn),意味著一個有靈魂的人從此活在你的身邊。不是為了遁世,而是為了超越。這并非一條捷徑,而是一條歧路。這其中有多少與靈魂的搏斗,才能抗拒世俗功利的強大誘惑,而最終,他寧可在饑餓中去向鄰人借米,也不愿乞食于體制。他以一生在潦倒中的堅守,最終把自己變成了中國文人的一個精神源頭,也為更多的人為擺脫生命的庸俗找到了一條可能的途徑。后世如陶淵明者,寧愿在體制外乞食也不為五斗米折腰,與莊周的“寧游戲于污瀆之中自快”,骨子里的是一樣的東西。
至于隱居首陽山的伯夷叔齊,餓死不食周粟,雖也是骨氣,但這骨氣卻是以對另一個朝代的忠誠作為支撐的,換一個角度來看,他們終究是奴才。
二
塵世是把雙刃劍,可以磨蝕掉人格,也可鑄造出人格。
入世的文人,也不乏有骨氣者,如屈原的正道直行。
莊子放逐了自我,于是逍遙,成了寓言家。他以寓言說出箴言;
屈原被體制放逐,所以悲憤,成了有骨氣的文人不容于體制的最早的寓言。
屈原之不容于世,可以理解,體制內(nèi)的叢林法則往往不是自然界的優(yōu)勝劣汰、弱肉強食,反倒是最優(yōu)秀最正直的人最先就被淘汰出局。在這樣的體制下,越是那些善于投機、人格低下的偽小人越是如魚得水風光無限。數(shù)千年來中國人還沒完全搞清楚,你不知道是先有這些個偽小人才有那樣的體制,還是先有那樣的體制才有這些個偽小人。
莊子之不容于世,難以理喻。像他這樣一個人,又不與你去爭花翎頂戴、功名利祿,怎么就有那么多人跟他過不去呢?問題是,哪怕你與世無爭,你想要保持一種獨立的人格,也是有罪的,你的人格就是一種原罪,一下就把體制內(nèi)那些沒有人格的文人反襯出來了,你也就必須為你選擇的自由與人格付出的代價。這個世界沒有那么廉價的自由和人格。
莊子不在乎。莊子一生系于陋室,卻一任思緒天馬行空,逍遙于四海之外;
屈原太在乎。屈原行吟澤畔,上下求索,卻從未走出楚國的王宮……
屈原是一個對待人生非常嚴肅的人。對現(xiàn)實中發(fā)生的任何一件事,他都是那么認真。譬如上官靳尚、公子蘭又在君王跟前說了自己什么壞話,又造了些什么謠言,他都急急忙忙想要解釋,想要澄清,以正視聽。他在乎的其實也不是上官靳尚、公子蘭之流,而是君王。但莊周不會。他誰也不在乎,他對內(nèi)心之外發(fā)生的一切都不在乎,也不感興趣?,F(xiàn)實對于他,只是一個空洞而不著邊際的虛幻存在,只有心靈是最真實的。
屈原之悲憤,在于他雖殫精竭力以事其君,卻被上官靳尚、公子蘭之流的偽小人陷害,竟至于被楚王放逐;
屈原之骨氣,既是他在體制之內(nèi)的方正耿直,凡認準了的事就要堅持到底,也是他在放逐之后的誓不妥協(xié)……
可悲的是,他一直到死都不愿改變自己,卻寄望于君王的改變,他也就只能是一個悲劇,一個傳說,最終也只能義無反顧地赴死。體制內(nèi)的文人,無論生的多么偉大,死的多么壯烈,終究是有奴性的,屈原也有。
屈原是矛盾的。一個體制內(nèi)的文人,既不愿意喪失了人的尊嚴又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,其結(jié)局往往十分悲慘。屈原的命運,也就成了千古忠臣的象征。屈子的骨氣可以直面上官靳尚、公子蘭一類的奸佞小人,卻不敢正視昏庸無道的楚懷王。直到走上絕路時,他還哀嘆“伯樂既歿兮,驥將焉程兮?”他把楚懷王比作伯樂,把自己比作一匹良馬。他的骨頭也終于無法“傲”起來。屈原無傲骨,但有鐵骨,鐵骨錚錚。他的這種骨氣,必將成為中國文人的另一個精神源頭,甚至是中國古典士大夫的命脈所系,那就是在對體制的絕對忠誠之下對自己人格與尊嚴的恪守,甚至連他的“忠”也成了這“鐵骨”的一部分。而這樣的鐵骨,一開始就是悲壯的,永遠都是悲壯的。
屈原被放逐,加速了楚國的滅亡,也加速了詩人的誕生。
莊子讓人神會,屈原令人感動。
如果沒有莊子,我們從一開始可能就少了一種自由的精神;
如果沒有屈原,我們從一開始可能就少了一種偉岸的人格。
因為莊子,我們有了一個世界之外的世界;
因為屈原,我們在世界之內(nèi)有了一個堅實的底部。
而以屈原比之孔子,我覺得,在中國文化形象上,屈原比孔子更接近一個象征。從屈原開始,我們就進入了一個崇尚偉大心靈的時代。
三
在莊子與屈原之后,中國未來數(shù)千年文人的歷史,實際上是這兩個人交替講述的故事,他們有時候就是同一個人。
骨氣是骨子里的東西,也是一種浸透了悲涼意味的東西。我想它首先是一種氣質(zhì),一種人格,然后是一種人格深處的高貴。然而,這種有骨氣的文人永遠都是異數(shù),他們的生存空間非常狹小,他們所呼吸到的空氣也是非常稀薄的。
以中國數(shù)千年綿延不絕的漫長而黑暗的又處于極端封閉狀態(tài)的專制史,它長期壓抑著人的生活、思維和行為方式,日復一日地磨蝕著人性中所有的棱角和個人心理的真實,形成了典型的集體無意識。尤其是文人,數(shù)千年來有多少文人淪為為權(quán)勢者所豢養(yǎng)的家奴,他們的文章也只是附麗于頂戴花翎之上的飾品,朝中以文取仕,文人學而優(yōu)則仕,事實上數(shù)千年來中國從未形成過一個獨立的文人階層或所謂知識分子階層,文人的最終出路就是鉆入體制之內(nèi)去博取功名,去做官,首先在身份上就很少有獨立人格的文人,也很少有獨立文化品格的文字。
中國的文人說過很多自相矛盾的話。
士可殺而不可辱,——它源出《禮記·儒行》:“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,可近而不可迫也??蓺⒍豢扇枰病!?可殺的是軀體,不可侮辱的是靈魂,——這是劊子手的刀斧無法伸進來的。一些專制者在毀滅一個有骨氣的文人時總是拼命污辱他的身體,最終卻無法傷及他們的靈魂。
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服,——這是亞圣孟子的名言。
可見正統(tǒng)儒家的靈魂里是有骨頭的。
然而一句與韓信有關或無關的話——大丈夫能屈能伸,就讓多少文人繞過了骨頭這道靈魂的障礙,從此不管遭遇怎樣的羞辱都有了借口,哪怕是胯下之辱又算得了什么,他們甚至認定了,只有那些為了事業(yè)能屈能伸,能忍能讓的人,才是最頑強的、最能造成大勢的人。然而在后來,這些被侮辱的人,成為韓信的少,成了阿Q的多。我想一個民族源遠流長的精神勝利法,這里就是一個源頭。讀《阿Q正傳》,每次阿Q、王胡、小D為了逃過眼前的一劫,總是拼命地矮化自己,把自己比做蟲子、獬豸這類最卑微的小生物,而能屈能伸的出處還真與這種最卑微的小東西有關?!兑住は缔o下》:“尺蠖之屈,以求信也;龍蛇之蟄,以存身也?!?尺蠖是一種蛾的幼蟲,樣子有點像蠶,腳生在頭部和尾部,行動時,要將長在尾部的腳,移到了齊近頭部的腳,在頭部的腳,再向前移去,如此反復,一點一點地蠕動。可見,他的前行,就是不斷把自己彎成弓形再伸直身體,這也就是能屈能伸的詞源之一。
當經(jīng)典的意義被無形消解之后,屈原的正道直行成了一個民族文化源頭上的一個最直接的形象詮釋,這一偉岸的人格形象更有了永恒的象征意義。但有時候也會走火入魔,走入某種極端,如諸葛亮式的為了追求人格的完美而過度的自我塑造,以及官方修史者對這一形象的過度詮釋,成為體制內(nèi)人格扭曲的另一種殘忍的卻更有欺騙性的方式。
好在不時又有矯枉過正的人出現(xiàn),譬如李白。李白也算有傲骨的,命高力士脫靴,楊貴妃磨墨,天子“親為調(diào)羹”,但他也還是在天子面前獻“秦頌”一篇,典型的獻媚文學。李白之傲,有點恃寵撒嬌的輕狂了。
幸運的是,李白的“秦頌”很少被人記住,后世記住的是李白的另一句詩——
安能摧眉折腰事權(quán)貴,使我不得開心顏!
好個李白,這一聲喊,靈魂里、骨子里的東西全出矣。
這才是那個骨子里的李白,其他的李白全是假象。
但李白有仙風,無“道”骨。我這里所謂的“道”,非老莊之“道”,而是屈原那種正道直行之“道”。李白和屈原一樣,也是被體制放逐的人。屈原被放逐,是因為他理智上的清醒,李白被放逐,是失去了理智的糊涂。也許李白更應該待在天上,他的詩歌少有人間煙火、民間疾苦。在仙界,肉眼凡胎是最沉重的東西,孫悟空一個斤斗云可以翻過十萬八千里,但卻背不動區(qū)區(qū)唐僧的肉身。李白的世界是一個凌空的世界,他以無人企及的浪漫直把人間變成了仙境,但他卻載不動人間的許多愁。
他載不動的東西,最終都落在了骨瘦如柴的杜甫肩上。
最為難能可貴的是蘇東坡,最難以言說的也是蘇東坡。你不知道這個人是屈原,是莊子,還是李白?
一切專制與強權(quán)都是排斥個人存在的和獨立思考的,甚至包括君王自己都不是作為具體的人而存在,都是專制的附庸或影子。蘇東坡也不例外。文人與體制的關系從來就是曖昧的。哪怕在同一個體制之內(nèi),也有兩種人。一種是依附于體制的偽小人,他們倒不在乎什么體制不體制,隨機應變,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,有奶便是娘,見人說人話,見鬼說鬼話;還有一種人是對體制忠心耿耿的,甚至不惜以生命去捍衛(wèi),如屈原,如司馬遷,如諸葛亮,他們都是體制與道統(tǒng)的虔誠信仰者,也是最典型的體制內(nèi)的理想主義者。而最悲哀的莫過于他們情愿為體制、為道統(tǒng)、為統(tǒng)治者鞠躬盡瘁死而后已,卻很少有諸葛亮的幸運,最終大都不被體制所用,乃至被放逐、被清除。
同這些人相比,蘇東坡是復雜的。看蘇東坡最初的一段歲月,似乎就有某種超越生命的氣質(zhì)就在他的靈魂好骨子里存在。一件小事:他年輕時參加科舉考試,正當科場盛行以“險怪奇理”的“太學體”,主考官以此作評卷的標準。既是標準,你就得遵從,但蘇東坡卻一掃其惡習,全憑自己的心性做文章??梢姡谶@樣的一場“高考”中,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能不能考取,你說你這是認什么真呢,你這不是拿自己一生的前途在做賭注嗎?然而,這就是他骨子里的東西,他心里怎么想,就怎么說,怎么做。他很認真,也很天真。他曾天真地認為他可以改變這個世界,他的宿命卻是連自己也改變不了。當王安石推行新政時,他上疏反對,哪怕對當朝皇帝神宗他也敢于冒死去指摘:“(陛下)求治太急,聽言太廣,進人太銳。愿鎮(zhèn)以安靜,待物之來,然后應之?!薄@個人,膽子也特大了吧,果然,沒過多久,他就卷入了那場著名的文字獄—— 烏臺詩案,而蘇東坡是早已安排好的替罪羊。好在大宋天子皇恩浩蕩,神宗也還算個明白皇帝,“憐其才”,才饒了他一條小命,貶謫黃州,去做他的團練副使了。從此,蘇東坡便開始了他一生不斷被放逐的生涯。
終于,熬到了王安石下臺,輪到了司馬光執(zhí)政。三十年河東,四十年河西。司馬光下令全面廢止王安石新法,誰知這個蘇東坡又堅決反對,他雖不贊成王安石那種疾風驟雨式的變革,但也反對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政一股腦兒全部廢除,回到老路上去。這讓司馬光異常惱怒,可蘇東坡還是那脾氣,茅坑了的石頭又臭又硬,他質(zhì)問司馬光:從前你任諫官時,因與韓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見不合,你也敢于同他抗辯到底,這事你還親口向我講過呢,而今,你自己做了宰相,難道就不讓我把話說完嗎?
這里,如果不談政見,僅從人格方面看,我也覺得蘇東坡比司馬光要正直、大度、坦蕩許多。歷史上有兩個司馬光,他是文人,也是政客,如果給他足夠的權(quán)力,他甚至可以稱得上玩弄政治權(quán)術的高手。他的一部《資治通鑒》似乎把官場所有的問題都搞清楚了,他惟一搞不明白的就是天下怎么還會有蘇東坡這樣的文人。蘇東坡只有一個,但兩個司馬光也理解不了一個蘇東坡。這個人一生大起大落,這條路有太多的血跡和傷痕,這個人有奇跡般頑強的生命,奇跡般頑強的硬骨頭。從入仕到逝世,他屢屢為掌權(quán)人物所不容,連性命也幾乎丟了,除了與當權(quán)者論事意見不合外,更在于他骨子里有種始終不渝的東西。但他最終卻沒有走進沉沒了屈原的那條幽深的河流,他一生都懷抱對現(xiàn)實殘存的幻想,——這就是蘇東坡,一個河東河西都不討好的人,一個腰板和脊梁都堅挺的人,一個永遠都不絕望的人。無疑,他身上還有一些別的東西在支撐著他,或許,這里邊既有莊子的豁達,又有李白那樣的超然。他是一個骨頭最硬的文人,也是一個具有浪漫氣質(zhì)的文人,一個熱愛美食和美女的性情文人。他有一個世界之內(nèi)的世界,也有一個世界之外的世界。但骨子里蘇東坡還是屈原,他一生都沒在老百姓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,也沒閉嘴。
一個人的人格,是因為先有了靈魂,然后才有骨頭。而要把一種人格一直保持下來,保持一生,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。那些把自己的人格一直保持到最后的文人,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命運最悲慘的人,他們的靈魂無一不在精神與肉體的煉獄中把血熬干,最終只剩下了靈魂和骨頭,而他們靈魂的骨頭,最終構(gòu)成了中國古典人文精神的脊梁。
四
古人云,天不變,道亦不變?!@個不變的,就是人類永恒的、最基本價值。
然而,只要有專制的存在,就難容天下有骨氣的文人,哪怕像蘇東坡這樣生活在多重世界中的文人,說到底也只是在拒絕茍活中茍活。這也讓中國有骨氣的文人特別稀罕,寥若晨星,但無論多么稀罕,這種“讀書人的種子”卻一直沒有滅絕。哪怕在極端專制極端黑暗而殘酷的大明帝國,無論在體制外和體制內(nèi)也有一些有骨氣的文人存在。
先說一個體制外的,——王孟端。孟端是詩人,也是個酒鬼,尤擅書法繪畫。高興時喝幾盅,難受時也喝幾盅,酒興一來,哪怕正在游覽,他也會拿起筆來,在長廊、墻壁上一邊大叫一邊痛痛快快地大畫一通,有唐代那個瘋和尚懷素之風。很多人都想出高價買他的字畫,但這個人性格奇特,那怕是金銀鋪路,他總是拂袖而去,關門拒客。無論豪門也好,達官貴人也好,概不接待。一天夜晚,孟端在月下聽見有人吹笛,一時雅興大作,立馬揮筆畫了一幅《石竹圖》,第二早晨派人打聽到了那個吹笛人,把《石竹圖》送給了他。吹笛人回贈給他一條大紅毛毯,又請他再畫一幅。孟端覺著這人也太貪婪了,一打聽,這才知道那人是個大老板。孟端一氣之下,不但把毛毯退回,連那幅《石竹圖》也索回毀掉了。有朋友們勸他不必太意氣用事,孟端說:“大丈夫生長人世,應當有一點骨氣,懂得自己的身價?!?br />
我覺得這個人說出了一種因果,一個人懂得自身的價值,人的價值,才可能有骨氣;而一個人有了骨氣,則會更懂得并且珍視自身的價值,人的價值?!@是互為因果的。
不能不提到一個人,又實在不想提到——明儒之中最有骨氣的“骨鯁之士”方孝孺。
讀明史,不讀方孝孺?zhèn)?,就不可能真正讀懂明史,甚至不可能真正讀懂中國史。此人是出自明朝“開國文臣之首”的翰林學士宋濂先生門下,人是絕頂聰明的,六歲能詩,十三歲作文,千言立就。他也是那種最能坐冷板凳的人,“日坐一室不出門庭,理趣會于心,雖鐘鼓鳴、風雨作不覺也”,而他的信仰,無疑也是體制內(nèi)最正統(tǒng)的一種信仰,以“明王道、致太平”為己任。洪武十五年(1382)他應征至京(明都南京),朱元璋賜宴之時,故意叫人“欹斜幾具,試其為人”,方孝孺“正之而后坐”。據(jù)說,朱元璋當時便有讓此人“日后輔佐子孫之意”,并“厚禮遣回鄉(xiāng)”。但奇怪的是,此人在朱元璋時代卻一直未能得到重用,在經(jīng)歷了許多曲折之后,他才于建文初年任翰林侍講學士,成了建文帝的文膽。而這個建文帝卻是一個命定的短命皇帝,他一即位,燕王朱棣就以“靖難”為名發(fā)動叛亂,在明朝這場短暫的“南北戰(zhàn)爭”中,朝廷討伐叛賊朱棣的“詔檄皆出其手”——方孝孺之手,以口誅筆伐,而遠勝于鐵馬金戈,據(jù)說那檄文竟連被討伐的朱棣都連聲叫絕。等到朱棣攻陷南京,建文帝失蹤,方孝孺成了朱棣的俘虜,但朱棣沒殺他,沒殺他據(jù)說是朱棣手下的重要謀士姚廣孝曾勸說朱棣,那是一句很有名的話:“殺孝孺,天下讀書種子絕矣?!敝扉u了這個人情。但我暗自猜測,朱棣可能根本沒有想過要殺他,留著這樣一個大文人,實在還有大文章可做,這第一篇大文章就是叫方孝孺用那枝寫過無數(shù)討伐自己檄文的筆桿子,為自己起草登基詔書。這無疑有一種戲劇性效果,而大凡皇帝都是愛演戲也愛看戲的。
文人要扮演的角色真是太奇妙了,想當年駱賓王的《代李敬業(yè)傳檄天下文》何其慷慨激越:“班聲動而北風起,劍氣沖而南斗平,喑鳴則山岳崩頹,叱咤則風云變色。以此制敵,何敵不摧,以此圖功,何功不克。……請看今日之域中,竟是誰家之天下!”當武則天讀到 “一抔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何托”時,她驚問這是誰的手筆,有人說是駱賓王,她喊叫起來:“宰相安得失此人?”——這其中實在大有意味,武則天并未被這樣一篇氣吞山河的檄文所嚇倒,而令她吃驚的也不是這篇檄文的力量,而是這個文人的才華,這才是她充滿了渴望的,她的帝國需要這樣的才子。悲乎?幸乎?我覺得這是天下文人最大的悲哀,你那文章從來就沒有你想象的那種力量,而作為文人你永遠都只有被權(quán)勢者所利用的價值。幾個月后,徐敬業(yè)兵敗被殺,駱賓王不知所蹤。有人說他后來當了衡山僧,總之武則天是再也沒有找到他了,從此給歷史留下了一個懸念。沒想到過了數(shù)百年,歷史留下的這個尾巴,又交給了方孝孺和朱棣來續(xù)寫出答案。
朱棣說:“詔天下,非先生草不可!” 孝孺卻寫下“燕賊篡位”四個字,擲筆于地,“死即死耳,詔不可草!”朱棣看見他不怕死,冷笑道:“汝不顧九族乎?”方孝孺答:“便十族奈我何!”那好,朱棣就當著你的面滅你十族。所謂十族,除了方孝孺九族之內(nèi)的親人,還有他的學生朋友,總計有八百七十三人,這些人全被當著方孝孺的面千刀萬剮,凌遲處死。而此時方孝孺的痛苦也如千刀萬剮,千刀萬剮了八百七十三次。當他的胞弟方孝友臨刑時,方孝孺淚如雨下。方孝友無疑也是一位“骨鯁之士”,赴死時還從容吟詩一首以勸其兄:“阿兄何必淚潸潸,取義成仁在此間。華表柱頭千載后,旅魂依舊回家山?!狈叫⑷嬉嘧鹘^命詩一首:“天降亂離兮,孰知其由?奸臣得計兮,謀國用猷。忠臣發(fā)憤兮,血淚交流。以此殉君兮,抑又何求?”
滅了方孝孺十族,朱棣猶恨其嘴硬,叫人將方孝孺的嘴角用刀切開,血淋淋地撕至耳根。孝孺血涕縱橫,仍噴血痛罵。他是最后一個死的。八百七十三人殺完,才輪到方孝孺,他是第八百七十四個。他被千刀萬剮之后,連骨骸也被拆散。你不是最有骨氣么,那好,不但讓你死無完尸,還要讓你死無完骨!還不準為他收尸。但朱棣沒有想到,如此的殘暴,卻還是有人不被嚇到,方孝孺的兩個門人冒險撿其遺骸,他們是一對兄弟,結(jié)果,這兄弟倆也因此丟了性命。有一個叫馬子同的人,又冒死收其殘骸,投于一井中,后人稱此井為義井。而對于殘暴的統(tǒng)治者來說,光千刀萬剮還不夠,不光要拆其骨,還要滅其魂,文人魂不是別的,是其著述。方孝孺的著作一律被列為禁書,永樂年間凡藏方孝孺書者皆為死罪,但仍有人冒死藏之,得使方孝孺的文章傳世。
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悲劇,也是文人的骨頭和王權(quán)斧鉞之間發(fā)生的最登峰造極的一次血腥對抗,兩者都成了歷史的兩極,它考驗了文人的骨頭最終所能承受的極限,也凸顯了專制者的血腥與殘忍可以達到怎樣的極限。
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,這樣去和一個擁有整個天下的人去爭斗,值得嗎?
對于方孝孺,其實早在明朝錢士升在《皇明表忠記》中就頗有微詞:“孝孺十族之誅,有以激之也。愈激愈殺,愈殺愈激,至于斷舌碎骨,湛宗燔墓而不顧?!贝笠馐钦f,朱棣這場大規(guī)模的血腥殺戮,是被方孝孺激出來的。如果方孝孺沒有激怒朱棣,這樣的悲劇就不可能發(fā)生。這完全是為殘忍的獨裁者辯護的,錢某回避了專制者歇斯底里的本性,對朱棣這樣的權(quán)力和人性都已經(jīng)沒有邊界、沒有底線的暴君,他隨時都可以殺人,想殺誰就殺誰,想怎么殺就怎么殺。沒有人也沒有任何力量來監(jiān)督和制約他的權(quán)力、阻止他的犯罪,除非他自己有良心發(fā)現(xiàn)。而對獨裁者的所謂良心,你永遠不要心存絲毫幻想。倒是,在后來官修的史書中,對方孝孺一直給以正面評價為主,認為方孝孺之所為乃事關皇位大統(tǒng)和黎庶福祉,他的死不是殉于一家一姓,乃是死于維護成憲,維護制度,維護道統(tǒng)。應該說,這是一個很接近本質(zhì)也站得很有高度的一個看法。方孝孺的骨氣,或氣節(jié),無疑是以對正統(tǒng)體制的忠誠完成的。而這樣的忠誠,有時候又是體制特別需要的,事實上,方孝孺案在明仁宗時就開始昭雪,詔曰:“若方孝孺輩,皆忠臣,詔從寬典”,明神宗時又予以徹底平反,這已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情了。這樣的平反昭雪并非針對于方孝孺這個具體的人,這種來得太遲的平反對方孝孺以及那些無辜遭受殺戮者也毫無意義,說到底,這是一個王朝為了體制內(nèi)的道統(tǒng)、為了自家的江山。幾百年來,后人對方孝孺的評價是極高的。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稱其“天地正氣”;黃宗羲說他是“有明諸儒之首”;胡適說他是“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”;連郭沫若也說他“骨鯁千秋”。
方孝孺嘗謂:“士之可貴者,在氣節(jié),不在才智?!?br />
這是大實話。中國從來就不缺乏的有才智的、投機鉆營的聰明文人,太少了方孝孺這樣有氣節(jié)的文人。但如果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象征,方孝孺的世界,圓周其實很小,他精神內(nèi)核的半徑極其有限。他無疑是從屈原的骨子里走出來的,但屈原對民生疾苦的那種大悲憫和大關懷,卻并未體現(xiàn)在他身上。在方孝孺之后,中國文人中更加鞏固了那種恪守和捍衛(wèi)體制正統(tǒng)性和既定秩序的所謂氣節(jié),一種變態(tài)的文化人格。
五
今賢當中,魯迅的骨頭無疑是最硬的。數(shù)千年來的中國文人,有誓死捍衛(wèi)體制者,有自覺走出體制者,但極少有反體制的。五千年,中國出了一個魯迅。
關于先生,其實不必我在此饒舌,饒舌是因為突然發(fā)現(xiàn)自己越來越遠離自己。
魯迅生逢一個大轉(zhuǎn)型而又危機四伏的亂世,而這樣的時代也是大智者、大圣哲誕生的時代。尤其當一個民族遭受到百余年來的失敗和恥辱,這個民族最需要的是骨氣和脊梁。先生身材矮小,一生羸弱多病,這或許讓他更能感到自身只是一個渺小卑微的存在,這種獨特與切身的感受,或許也讓他更急于找到讓一個羸弱的民族得以強壯起來的東西。很多人都把魯迅看做一個絕望的反抗者和舊世界的摧毀者,但魯迅在骨子里其實是一個建設者,一個偉大民族精神的重構(gòu)者,而他本人注定要成為一個精神上的巨人來作為一個民族不屈的象征。
魯迅無疑也是從體制內(nèi)(舊營壘)走出來的知識分子,他在民國元年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進入民國政府教育部,協(xié)助他推行新的教育主張。魯迅其實很現(xiàn)實,為了飯碗,為了最基本的生存,在蔡元培被排擠出局后他一直留任。然而他是有底線的,在新文化運動逐漸退潮之后,許多當初的新文化人士早已露出姿色褪盡的扁平臉孔,雖未公開投降,但已私下繳械,只有魯迅仍舊堅決地捍衛(wèi)著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——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,而這也正是很多人一直想要淡化的真正的魯迅精神。當張勛復辟時,許多新式文人早已精神疲憊,魯迅卻以辭職表達抗議。在一九二五年女師大學潮和次年發(fā)生的三一八慘案中,也就是先生所說的民元以來最黑暗的日子,面對殺戮和被殺戮者的斑斑血跡,許多人連眼睛也未曾睜開過,而作為一個還在體制內(nèi)的官員,魯迅的處境是非常嚴酷的,然而他卻在睜開眼睛看,他的眼睛閃爍出穿透黑暗的光亮,他無疑是那種“滿心殺意而手無寸鐵的”戰(zhàn)士,他也只能用自己的眼睛來昭示他看到的一切真實,用他的硬骨頭來對付這可疑、可怖的一切黑暗。
對魯迅進行一次精神清理是必要的。魯迅雖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,但骨子里還是一個中國文化植根甚深的學者。這種體制是我們五千年歷史積淀形成的,這種骨氣也是我們五千年歷史積淀形成的。讀他的文字,你會發(fā)現(xiàn)他其實有很深的屈原情結(jié),他對處于弱勢的群體、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有一種天性的同情,為此,他一生堅持自己的民主啟蒙的信仰。魯迅的思想其實并不復雜,只是被人們想象得太復雜。他是一個被過度詮釋的人,而他的核心價值——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,無論在體制內(nèi),還是在體制外,都是一種最決絕的精神,一直到死都未改變過。在被各種勢力逼得走出體制之后,左翼人士攻擊他是“雙重的反革命”,執(zhí)政者通令禁毀他的著作,通緝他,——這個通緝令一直到魯迅逝世都沒有撤銷。直到魯迅逝世前不久,國民黨當局還通過魯迅一個舊日的學生與他聯(lián)系,說是可以解除通緝令,但希望“預先得到先生的諒解”,卻被魯迅堅決拒絕:“……余命已經(jīng)不長,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?!?br />
這樣的通緝,也只能是通緝者對自己的的嘲弄和羞辱。
沒有人格的獨立,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骨氣,更不可能有靈魂的骨頭。先生作為文學家的偉大意義也許并非他的某個作品特別突出,而是他從內(nèi)容到形式都在改寫數(shù)千年來的中國文本的既定程式。他創(chuàng)造了雜文,這種犀利的文字總是在瞬間就能進入我們的內(nèi)心,也犀利地解剖著我們的內(nèi)心。他無疑是尖銳的,但他又有古來中國大儒的那種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在他的世界觀里,失敗與失意才是生活的常態(tài),但反過來看,正因為人生有缺憾,人既不會自命不凡,也不會超然物外,而會是帶著永遠的滾燙的血肉去關注這個世界,去改變和重構(gòu)這個世界。
一個有骨氣的人最典型的一個特征就是,他生前可能是一個誰都忌恨的人,一個世界上最孤獨的人,——靈魂是需要獨處的。而一瞑之后,他可能是一個誰都想要利用的人,一個最受尊崇的人。如果他在生前就受到了這樣的尊崇,那是極端危險的,我不記得是誰說過,多少文人戴著桂冠,卻隨時可能同腦袋一起摘除。——魯迅是一生是在兩面夾攻的重圍之中度過的,他孑然一身地捍衛(wèi)新文化運動的理想,欲“致人性于完全”,以冷峻的人格和犀利的筆鋒,橫掃寂滅人性的“老社會”,無論怎樣的威逼與利誘,都摧折不了這位瘦弱多病的自由知識分子那種超拔高貴的骨氣。連毛澤東也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。在一種體制還沒建立之前,魯迅這樣的硬骨頭是很容易被反抗者推崇的,當反抗者一旦建立了自己的體制,其實又很害怕這樣的硬骨頭?!叭绻斞富钪钡募僭O,這里就不必重復了。一個人的早逝,也未必不是一種大幸。
二十世紀的中國,除了魯迅這樣令人敬仰的硬骨頭,還有陳獨秀、瞿秋白、胡適、陳寅恪、梁漱溟、顧準、林昭、張志新……這無數(shù)靈魂的骨頭,構(gòu)成了中華民族的真正脊梁。這些人就不用多說了,有這樣一些人的中國才是中國。
于是我覺得,魯迅是永生的,他將是一個在最需要他的時代不斷復活的人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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